消息传出去，东京一时间哗然。我破了大宋两大规矩，首先，非诏亲王不得出京，我以亲王之尊，奉旨督建天下学馆，算是极度恩宠。其次，我母亲刚刚去世，正在守制期间，不能远游。百官和士子议论纷纷，一时间天下大哗。于是，我再次出名了。

    我其后上书请求与外公刘安世在东京自守，不许可。皇帝对外公实在怕，哲宗时，外公以“殿上虎”著称，而且在担任中书舍人期间，又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母亲去世对其打击也很大，一直身体不好。蔡京对我外公也是恨，连续多年暗杀打击不得手，直到我长大才好转，所以对于能让我外公走远，也是顺水推舟。还有老大，看得不到我的明确支持，也是撺掇，不就是中国人的**病，不为我用就除之，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摆脱这种毁灭人才的做法呢？看看，我多么仁慈善良啊。

    皇帝再次下诏，表扬了我的孝心，然后指出忠孝不能两全。要我以守孝的身份巡游天下。

    我和外公商量来商量去，觉得东京不可留，也就勉为其难的接受皇帝的诏书，在东京守制到六月便在皇帝的催促下开始了所谓的奉旨巡游。

    东京南熏门外，正是炎炎夏日，万里晴空上找不到一丝云彩，阵阵热风袭来，只觉满面都是热气，让人喘不过气来，连树上的知了都热的没法出声。官道边，在长亭外（就是那个柳蝴蝶写词的地方）。虽说是早上，但是日光仍是毒辣，人们都在打着伞，看着我和大家话别，不少官员都躲在树阴下，远远的张望着我们。场面很是热闹，没想到这么多人来送我，看来我的人缘还是不错啊，都知道我是出京避祸，还来看我，感觉真是良好，不过，你们都集中在外公那里，算什么事啊，避嫌也不至于如此吧。无聊的靠在车窗上，后面一个侍卫正在帮我摇扇子，远处很多和外公处过事的官员和佩服外公为人的官员士子在为外公送行。人们都奇怪我外公是何等正直的人，却有我这样的贪财外孙，这次大半的原因都是我牵累了他。

    白发苍苍的外公身体很不好，毕竟前些年到处流放，又有人处心积虑的想杀死他，使得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再加上母亲去世对他的打击，造成了他身体和精神上的极大损害。要不是辞官以后我在家全力调养，到现在恐怕还没有恢复过来。

    看着外公有气无力的和大家话别，有些官员甚至哭了出来，一个劲要我外公多注意身体。还有些人脸上表情丰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

    老三这次干脆是跳了出来也不管太子怎么想了，大概他认为这次老大是做的有些过分了，大失人心，所以也就明火执仗了。看着他和我依依不舍的样子，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兄弟情深。其他的兄弟也和我难舍难分。其实，在这些人中恐怕也只有小构算是有些不舍吧，毕竟小时侯缠我太紧，一时半会改不过来。

    撒下了不少眼泪之后，我们在大家的祝福中上路了。一路向西，前往关中。

    这路线是我选的，毕竟方腊起义就在宣和二年，我等他造反等了很久，等的我花儿也谢了，等的我直骂施耐庵是天下第一骗子，发誓再也不读《水浒传》了，可一想，这家伙写书在明代，我只有到地府图书馆借书骂他了，下辈子转金圣叹，专门骂他们！郁闷啊！

    我的计划是先到关中，忙到年底，再回京过个年，然后去河北、山东，估计江南是去不了了。一路上无话，我和外公慢悠悠的向西京洛阳出发。在洛阳，外公和我休整了一下，巡视了洛阳图书馆的建设。和地方政府官员谈了谈事情，然后等外公身体基本复元，便准备再次上路。这时候，一个消息传来，两浙路爆发以明教教主方腊为首的起义。

    我站在城楼上，冷冷的望着东南方向，心中无限感慨。外公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我打算等到了关中左右再告诉。方腊起义纯是我这个便宜老子闹的，如果不是朱缅等十恶把方腊家的漆园霸占了，方腊还走不到这一步。要知道这一代的明教左右两使和四**王都是方家的人，这个班子是很团结的，虽说武功在江湖上不算顶尖，亦不可小觑。这是一场对大宋来说动摇根基的大**，无论怎么样，他打断了大宋连金伐辽的步伐，将大宋的精锐部队都滞留在南方，同时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和人力平乱，而且使得江南财富重地陷入了破败，使得大宋将在财政上陷入危机。等到平定**，还要驻守重兵在江南，北方防线兵力薄弱，为金人南侵减少了阻力。北宋**，就是从这些一件件事情中积累起来的。

    东京现在还好给我传递消息，但是一旦进入关中，我的消息也将开始落后起来。杭州的消息不过当时正好有江湖上的朋友给我的下属送信，否则我的商铺也得陷在杭州。寒衣他们撤出杭州后，一部分向无锡转移，同时大量收集因战乱逃亡的农民，在松江浦外海上船，经过驷嵊群岛（我打败海盗之后占领）转向台湾移民，另外的工业设备主要转向泉州。我现在尽管大骂施耐庵，但是还不得不拿着《水浒传》，作形势判断，毕竟，我的历史太缺乏了。战乱中，我在经济上损失不小，但是我得到了人力资源。和大连不一样，台湾气候好，加上现在树木参天，用树枝就可以搭建房屋，所以，现在我在台湾的投入比大连要低的多，而且由于第一批移民种植的早稻已经收获，所以我的粮食缺口并不算太大，最主要的问题是南方家族势力太大，我现在台湾只有两千新兵，还不足压制，而且高山族那些村社，很多都是极度强悍，如果不是我要求用交易来分化瓦解他们的话，麻烦更大。因此，台湾立法要比北方严格多了，大连都说：“硫求立法甚刻！”我要求他们要稳定一批，再吸收一批。唐华西把所有的四万多人都集中在台北一带，并秘密与土人商议，如有出逃者，土人可自行处置，而且对于台西平原上那些其他人开垦的土地，也想办法破坏，要不然我还混个什么呀。这样，避免了有人外逃，避免了有人和我夺权。看来，我的部下们也在逐渐成熟起来。台湾也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逐渐勃起。

    我的参谋部也做出了不少有用的判断。不过，我的参谋部并没有做出最后那个判断。他们正在收拾北方刚刚结束的残局，在五月到六月的战斗中，他们打败了由金国吴乞买率领的三千金兵和一万仆从军，俘虏了吴乞买和主力两千余人，其他俘虏都被我编入战俘营，替我们修路和建城。要知道，这可算是最低廉的劳动力，只要保证生活和人身安全，他们算是最好的工人。当然，大连方面宣布只要他们家人愿意赎回去自然放行，当然不是金银，我只要牛马。吴乞买自然被林冲关在军营里，一方面是戒备敌人潜入捞走他，一方面展示我军的实力，使得他们对我们产生战略上的回避。也正是忙完了这件事，我才出游。不然，刚刚培养出来的鸽子（现代叫飞奴）只得东京和大连两个地方。这场战争，使得我身边的大连鸽子基本都放完了，我只好等他们再送过来。

    参谋部正在总结这次的教训，关于这次部队在战斗中的表现和军队的指挥都提出了不少建议，看来他们也算成熟起来了。他们感到我的军制还存在不少漏洞，提出了整改方案，我在审核之后，也就同意了。毕竟，我不是专才，这些事交给专家去做吧。

    马上要到潼关了，关中究竟会有什么等着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