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李云鹤带着徐明清送她的25个银元，离开了秀丽的南岙村。徐明清一直把她送到大田镇，看她上了去杭州的汽车，才放心回上海。
　　她又一次坐上了去北平的火车，渴望着重新找回生活的欢乐，也渴望着和俞启威的重逢。
　　此时，俞启威已经在北京大学读书，并改名黄敬了。他在同学中很快树立起威信，依然宣传抗日爱国，耐心等待着组织对他的考验。他为迎接李云鹤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对她——他始终感到歉疚，是他把她引向革命的，而在她受苦受难时，自己又无法保护她，甚至无法养活她，作为一个男人，他为此感到耻辱和不安。
　　当她们在沙滩一间公寓的小屋里拥抱在一起时，彼此心情都很复杂。
　　黄敬由于工作繁忙、课程紧张，不能长久陪伴她，于是建议她到学校旁听几门功课，她同意了。可是不久她就发现，她再不能像在青岛大学时那样专心，那样有兴致地学习了。她常常走神儿，胡思乱想，她适应不了学生生活了。
　　而黄敬则完全投入到学校生活中，又生龙活虎地干起革命工作了。尽管党仍在考验他，尚未恢复他的党藉。可他仍怀着革命的信念生活，并不依恋于她的缠绵。李云鹤感到失望，觉得他对她缺乏爱意和激情，于是她就忍不住发火，常常为一点儿小事争吵不休，对于眼前的困境也难于忍受。
　　她不再听课，而是到图书馆东翻西看，她开始讨厌黄敬对革命活动的那份热心和执著，她忍受不了自己被他忽视的现实。
　　黄敬先是尽量哄着她，后来发现她常常是找茬吵架，无理取闹。更使黄敬奇怪的是，她既不去听课，也不再提为革命做工作了。她变了，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女人，整天无所事事地消磨光阴，为一些琐事烦恼，争胜好强而又反复无常……是不是这一切全都因为经济窘迫，陷入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境地呢？
　　李云鹤则是对眼下这种生活感到失望，经济上的困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她不甘于就这么穿着破烂，饥一顿、饱一顿地永远做他的附属品。
　　另外，春天的北京气候不好，飞沙走石也叫她讨厌。她越来越想念上海，图书馆的杂志上每期都刊登着左翼文化界熟人们的各种消息和演出广告，得知朋友们仍活跃在舞台上，她更是按捺不住自己的表演欲望。她想念上海湿润的气候，想念上海那东亚大都市的气魄，也更加怀念上海文艺界中那异常活跃的氛围。就连南京路和霞飞路上的玻璃橱窗，都在向她招手，诱惑着她的心灵。
　　与此相反，她觉得北平虽然是一座了不起的文化古都，但太古朴了，缺乏活力，尤其文艺界远比不上上海那么繁荣和新潮。她坐在图书馆里翻杂志，越看越苦闷，抑制不住对上海的思念和眷恋。
　　可是晨更工学团，她是无论如何不敢再去了。她决定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只在演艺界里混，要比在这里做黄敬的陪读好多了。是她想离开他，但她一定要黄敬承担责任。
　　有一天，她冷冷地对黄敬说：“你能否如实告诉我，你爱上了别的女人，不再爱我了？”
　　黄敬说：“这是哪里话，我只是学校工作太忙，无暇多陪你罢了。胡思乱想什么呀，云鹤？不要找各种理由折磨你自己、也折磨我，好不好？”
　　“这两个月来，我有个新发现。”
　　“发现了什么？”
　　“发现我喜欢上海，不喜欢北平。”
　　“这点你有选择的自由，我不阻拦你。如果你觉得上海更适合你，你就回去。云鹤，一切随你的意思办……”
　　话一出口，两个人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在青岛结婚，只是自由结合的同居方式，没有履行法律手续的。除了想赶时髦、追潮流之外，也保留了个人的一份自由。
　　也许真是李云鹤有神灵保佑她“心想事成”，1935年3月，她突然接到一个电报“速回上海排《娜拉》”。发报人是范伯滋。说起范伯滋，还有一段故事，那是在一次孙达生邀她去郊区辅导业余剧团时认识的一个小伙子，后来他转到左翼剧联去了。这么说是左翼剧联邀请她回去了？李云鹤心中阵阵狂喜。这电报不仅说明左翼剧联对她的信任，还可以使她很顺利、很自然地由教联转回到剧联来。她再也不用去晨更工学团了，理由很正当，人们不会知道她内心的恐惧和怯懦。同时，她将完全从目前所处的艰难困境中摆脱出来，自然缓和了她和黄敬之间的感情矛盾。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
　　况且，她素来仰慕《娜拉》，钦佩这一女性的偶象，她有充分的信心能够演好这个角色。她欣喜生活中又出现了一次转机，她将满怀信心地踏上新的征程。
　　黄敬，再见吧！